元世祖至元十二年(1275)，威尼斯商人馬可‧波羅(Marco Polo)遠道來華。當他在大都看見元人使用紙幣，“以給費用，以購商物，以取其售物之售價，竟與純金無別”，不禁大為驚訝，以為是“大汗專有方士之點金術”，殊不知中國使用紙鈔，早在宋代已開先河，領世界貨幣之先。

宋初，益州一帶流通鐵錢，值小而笨重，一貫大鐵錢重達二十五斤。買個東西得扛着一大串鐵錢，諸多不便，教老百姓苦不堪言。《宋史‧席旦傳》記載：“蜀用鐵錢，以其艱於轉移，故權以楮券。”所謂“楮券”，是以楮樹皮製成的紙幣，亦即交子。

最早的交子由民間發行。為利便交易，成都十六戶富商開設交子鋪發行“私交子”。民眾只要向交子鋪交付鐵錢，便獲發等值的交子。交子可隨時兌回鐵錢，每貫三十文手續費。輕飄飄的交子可當錢使用，在益州鐵錢區流通。其後，這些交子戶卻“資產寢耗，不能即償”，以致爭訟四起，擠兌頻生，朝廷只得下令關閉交子鋪，禁止民間發行私交子。

天聖元年(1023)，益州知州薛田奏請“合是交子之法，歸於官中”，宋仁宗准其所奏，設置益州交子務，主持“官交子”的發行事宜。官交子面額定為一貫至十貫，由於面額大，多用於大額或長途貿易，鐵錢則留作日常零散交易之用。交子務沿襲成規，持有三十六萬貫鐵錢的準備金，讓交子持有人隨時兌現。

官交子的流通期以兩年為一界，每界發行額以一百二十五萬六千三百四十貫為限，界滿以新換舊，杜絕偽造並控制流通量。更重要的是，朝廷明令交子可用作繳交商稅、專賣稅等賦稅：“租稅之輸、茶鹽酒酤之輸、關市澤梁之輸，皆許折納，以惟民之便。”(楊冠卿《客亭類稿‧重楮幣說》)至此，官交子正式成為具法償地位的國家信用貨幣，史上最早紙幣由此誕生。

官交子發行之初，官方恪守準備金的原則，幣值相對穩定，可惜好景不長。慶曆七年(1047)，宋仁宗詔令成都交子務無須預留準備金，發行六十萬貫交子，運往陝西秦州支付糧草“入中”費用。此舉無異於虛發交子，開了濫發貨幣的先例。

熙寧四年(1071)，宋神宗用兵西夏，為籌措軍費，下令陝西直接發行交子，不用留置準備金。羣臣紛紛反對，宋神宗曰：“行交子誠非得已，若素有法制，財用既足，則自不須此。今未能然，是以急難不能無有不得已之事。”交子落在皇帝手中，淪為彌補國庫空虛的權宜工具，違背了便利商貿的初心。

惡例一開，後患無窮，及至崇寧、大觀年間，陝西烽火連天，宋徽宗因應軍需隨意增發交子。崇寧二年(1103)，交子發行量由三百八十八萬貫急增至一千五百三十一萬貫。到了大觀元年(1107)，交子易名“錢引”，一界發行量更高達二千五百萬貫，而當時全國鐵錢鑄造量才不過六七十萬貫。紙幣信用崩潰，幣值一瀉千里。《宋史‧食貨下三》記載：“大觀中，不蓄本錢而增造無藝，至引一緡當錢十數。”面值千文的錢引只值十幾文，形同廢紙。

宋室南遷後，益州仍沿用錢引，其他地域則先後發行見錢關子、東南會子、湖北會子、淮南交子等紙幣。這些紙幣各有功能，但最終都逃不過濫發的厄運，一一走向衰亡。

從天聖元年的首界交子到宋理宗時的九十九界錢引，四川紙幣新舊相因，流通萬家，兩百多年間，歷經繁華盛世，熬過兵荒馬亂，見證了兩宋的盛衰起落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