乾隆年間，袁枚與紀昀同執文壇牛耳，號為“南袁北紀”。二人文采風流，難分高下。若論生活情趣，袁枚從詩文到園林、飲食無不涉獵，可說稍勝一籌。辭官之後，袁枚歸隱金陵，筆耕不輟，傳世之作有一紙風行的《隨園詩話》、老饕必讀的《隨園食單》、志怪述異的《子不語》等。一介文士卻長袖善舞，治生有方，終成家有恆產的小富，至今為人樂道。

袁枚，字子才，晚號“隨園老人”、“倉山居士”。幼負才名，十二歲與業師史玉瓚同舉秀才，傳為一時佳話。二十四歲中進士，步入仕途，歷任江浦、沭陽和江寧等地知縣，清正賢明，頗有政績。乾隆十三年(1748)，袁枚擺脫官場羈絆，掛冠而去，以三百兩銀子購入隋園，易名“隨園”，從此長居於此，優哉游哉。

初易手時，隨園草木荒蕪，亭台破落，經過二十載修園造林，方躋身江南名園之列。春秋時節舉辦燈會，文人雅集，飛觴吟詩，蔚為金陵人文盛景。乾隆十八年(1753)，袁枚斥一千兩銀子改造園林：“則率夫役，芟石留，覓土脈，增高明之麗。治之有年，費千金而功不竟。”(《隨園後記》)工程歷時整年仍未竣工，可見規模之大。七年地方官俸祿非厚，財富何來？

袁枚致富之道，首在潤筆。他才名遠播，求文者絡驛不絕，當中不乏達官巨賈，收入自然豐厚。《小倉山房文集》體裁多樣，由傳記、行狀到神道碑，無所不寫，其中墓誌銘報酬之多，連他自己亦感詫異：“除清俸盈餘外，賣文潤筆，竟有一篇墓誌送至千金者。”(《隨園老人遺囑》)淮揚鹽商愛附庸風雅，袁枚與其交好，亦帶來可觀的意外之財：“有鹺商安氏者⋯⋯重刻孫過庭《書譜》數石，以二千金求先生題跋。先生僅書‘乾隆五十七年某月某日隨園袁某印可，時年七十有七’二十二字歸之。安氏已喜出望外，先生之名重如此。”(蔣敦復《隨園軼事》)才子一字千金，用名氣換取錢財，正是袁枚穩賺不賠的法門。

袁枚還涉足出版業，僱梓人刊刻自家詩文，一本萬利，作品紙貴洛陽，連福康安、和琳等顯貴亦拜倒在其生花妙筆下，行軍之際猶攜《小倉山房詩集》，吟詠玩味，更令行情水漲船高。袁枚曾致書弟子楊芳燦，提及作品銷情：“每倉山一集刷成，頃刻散盡，業已價增至五金一部。”正版書甫上市，即搶購一空，盜版遂應運而生。他在《隨園詩話補遺》感歎：“余刻《詩話》、《尺牘》二種，被人翻板，以一時風行，賣者得價故也。”

才子著作等身，當中流傳最廣者，當推《袁太史稿》。他本對八股文深惡痛絕，但早年為了應舉，曾寫過四十多篇時文，後來交由弟子秦大士編成此書，沒想到大受舉子歡迎，暢銷多年。除造福學子外，袁枚更是詩壇祭酒，首倡“性靈說”的詩論，主張詩作須具真情、個性，其後編寫《隨園詩話》，一邊采詩，一邊品評，風靡四方詩家，慕名以求入選者如雲，無不準備厚禮拜師。《隨園詩話》正編十六卷、《補遺》十卷，隨編隨刻，讓袁枚不愁衣食，名利雙收。

潤筆及出版外，才子亦熱中投資不動產和實業，將隨園的田地、魚塘分租農家，每年收取租金，又在離金陵不遠的滁州廣置田產，同時經江春等鹽商投資鹽業，將治生智慧發揮得淋漓盡致。臨終前，袁枚在遺囑向兒子交代產業，坦言財富之多，實非始料所及：“因之總算田產及生息銀，幾及三萬，非我初心所望，亦汝二人修來之福也。”

袁枚生於乾隆年間，其時文字獄盛行，卻能以詩文直抒真情，甚至憑此致富，心靈富足之餘，復嘗盡人間富貴，堪稱文壇異數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