元世祖至元十二年(1275)，威尼斯商人马可‧波罗(Marco Polo)远道来华。当他在大都看见元人使用纸币，“以给费用，以购商物，以取其售物之售价，竟与纯金无别”，不禁大为惊讶，以为是“大汗专有方士之点金术”，殊不知中国使用纸钞，早在宋代已开先河，领世界货币之先。

宋初，益州一带流通铁钱，值小而笨重，一贯大铁钱重达二十五斤。买个东西得扛着一大串铁钱，诸多不便，教老百姓苦不堪言。《宋史‧席旦传》记载：“蜀用铁钱，以其艰于转移，故权以楮券。”所谓“楮券”，是以楮树皮制成的纸币，亦即交子。

最早的交子由民间发行。为利便交易，成都十六户富商开设交子铺发行“私交子”。民众只要向交子铺交付铁钱，便获发等值的交子。交子可随时兑回铁钱，每贯三十文手续费。轻飘飘的交子可当钱使用，在益州铁钱区流通。其后，这些交子户却“资产寝耗，不能即偿”，以致争讼四起，挤兑频生，朝廷只得下令关闭交子铺，禁止民间发行私交子。

天圣元年(1023)，益州知州薛田奏请“合是交子之法，归于官中”，宋仁宗准其所奏，设置益州交子务，主持“官交子”的发行事宜。官交子面额定为一贯至十贯，由于面额大，多用于大额或长途贸易，铁钱则留作日常零散交易之用。交子务沿袭成规，持有三十六万贯铁钱的准备金，让交子持有人随时兑现。

官交子的流通期以两年为一界，每界发行额以一百二十五万六千三百四十贯为限，界满以新换旧，杜绝伪造并控制流通量。更重要的是，朝廷明令交子可用作缴交商税、专卖税等赋税：“租税之输、茶盐酒酤之输、关市泽梁之输，皆许折纳，以惟民之便。”(杨冠卿《客亭类稿‧重楮币说》)至此，官交子正式成为具法偿地位的国家信用货币，史上最早纸币由此诞生。

官交子发行之初，官方恪守准备金的原则，币值相对稳定，可惜好景不长。庆历七年(1047)，宋仁宗诏令成都交子务无须预留准备金，发行六十万贯交子，运往陕西秦州支付粮草“入中”费用。此举无异于虚发交子，开了滥发货币的先例。

熙宁四年(1071)，宋神宗用兵西夏，为筹措军费，下令陕西直接发行交子，不用留置准备金。群臣纷纷反对，宋神宗曰：“行交子诚非得已，若素有法制，财用既足，则自不须此。今未能然，是以急难不能无有不得已之事。”交子落在皇帝手中，沦为弥补国库空虚的权宜工具，违背了便利商贸的初心。

恶例一开，后患无穷，及至崇宁、大观年间，陕西烽火连天，宋徽宗因应军需随意增发交子。崇宁二年(1103)，交子发行量由三百八十八万贯急增至一千五百三十一万贯。到了大观元年(1107)，交子易名“钱引”，一界发行量更高达二千五百万贯，而当时全国铁钱铸造量才不过六七十万贯。纸币信用崩溃，币值一泻千里。 《宋史‧食货下三》记载：“大观中，不蓄本钱而增造无艺，至引一缗当钱十数。”面值千文的钱引只值十几文，形同废纸。

宋室南迁后，益州仍沿用钱引，其他地域则先后发行见钱关子、东南会子、湖北会子、淮南交子等纸币。这些纸币各有功能，但最终都逃不过滥发的厄运，一一走向衰亡。

从天圣元年的首界交子到宋理宗时的九十九界钱引，四川纸币新旧相因，流通万家，两百多年间，历经繁华盛世，熬过兵荒马乱，见证了两宋的盛衰起落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