乾隆年间，袁枚与纪昀同执文坛牛耳，号为“南袁北纪”。二人文采风流，难分高下。若论生活情趣，袁枚从诗文到园林、饮食无不涉猎，可说稍胜一筹。辞官之后，袁枚归隐金陵，笔耕不辍，传世之作有一纸风行的《随园诗话》、老饕必读的《随园食单》、志怪述异的《子不语》等。一介文士却长袖善舞，治生有方，终成家有恒产的小富，至今为人乐道。

袁枚，字子才，晚号“随园老人”、“仓山居士”。幼负才名，十二岁与业师史玉瓒同举秀才，传为一时佳话。二十四岁中进士，步入仕途，历任江浦、沭阳和江宁等地知县，清正贤明，颇有政绩。乾隆十三年(1748)，袁枚摆脱官场羁绊，挂冠而去，以三百两银子购入隋园，易名“随园”，从此长居于此，优哉游哉。

初易手时，随园草木荒芜，亭台破落，经过二十载修园造林，方跻身江南名园之列。春秋时节举办灯会，文人雅集，飞觞吟诗，蔚为金陵人文盛景。乾隆十八年(1753)，袁枚斥一千两银子改造园林：“则率夫役，芟石留，觅土脉，增高明之丽。治之有年，费千金而功不竟。”(《随园后记》)工程历时整年仍未竣工，可见规模之大。七年地方官俸禄非厚，财富何来？

袁枚致富之道，首在润笔。他才名远播，求文者络驿不绝，当中不乏达官巨贾，收入自然丰厚。 《小仓山房文集》体裁多样，由传记、行状到神道碑，无所不写，其中墓志铭报酬之多，连他自己亦感诧异：“除清俸盈余外，卖文润笔，竟有一篇墓志送至千金者。”(《随园老人遗嘱》)淮扬盐商爱附庸风雅，袁枚与其交好，亦带来可观的意外之财：“有鹾商安氏者⋯⋯重刻孙过庭《书谱》数石，以二千金求先生题跋。先生仅书‘乾隆五十七年某月某日随园袁某印可，时年七十有七’二十二字归之。安氏已喜出望外，先生之名重如此。”(蒋敦复《随园轶事》)才子一字千金，用名气换取钱财，正是袁枚稳赚不赔的法门。

袁枚还涉足出版业，雇梓人刊刻自家诗文，一本万利，作品纸贵洛阳，连福康安、和琳等显贵亦拜倒在其生花妙笔下，行军之际犹携《小仓山房诗集》，吟咏玩味，更令行情水涨船高。袁枚曾致书弟子杨芳灿，提及作品销情：“每仓山一集刷成，顷刻散尽，业已价增至五金一部。”正版书甫上市，即抢购一空，盗版遂应运而生。他在《随园诗话补遗》感叹：“余刻《诗话》、《尺牍》二种，被人翻板，以一时风行，卖者得价故也。”

才子著作等身，当中流传最广者，当推《袁太史稿》。他本对八股文深恶痛绝，但早年为了应举，曾写过四十多篇时文，后来交由弟子秦大士编成此书，没想到大受举子欢迎，畅销多年。除造福学子外，袁枚更是诗坛祭酒，首倡“性灵说”的诗论，主张诗作须具真情、个性，其后编写《随园诗话》，一边采诗，一边品评，风靡四方诗家，慕名以求入选者如云，无不准备厚礼拜师。 《随园诗话》正编十六卷、《补遗》十卷，随编随刻，让袁枚不愁衣食，名利双收。

润笔及出版外，才子亦热中投资不动产和实业，将随园的田地、鱼塘分租农家，每年收取租金，又在离金陵不远的滁州广置田产，同时经江春等盐商投资盐业，将治生智慧发挥得淋漓尽致。临终前，袁枚在遗嘱向儿子交代产业，坦言财富之多，实非始料所及：“因之总算田产及生息银，几及三万，非我初心所望，亦汝二人修来之福也。”

袁枚生于乾隆年间，其时文字狱盛行，却能以诗文直抒真情，甚至凭此致富，心灵富足之余，复尝尽人间富贵，堪称文坛异数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