王氏死了。

她躺在雪地上，雖已氣絕多時，卻面色如生。

王氏是清康熙年間山東郯城縣一名孤女，與貧農任某成親後不久跟人私奔，也許在路上遭情人拋棄，走投無路，又回到老家。一個雪夜，任某掐死了睡夢中的妻子，並棄屍林地，企圖嫁禍鄰人。知縣黃六鴻查明真相後，判任某杖刑，戴枷示眾。黃六鴻晚年把這宗案件記錄在其著作《福惠全書》，告誡為官者查案宜細心審度，以免枉累無辜。美國著名歷史學家史景遷（Jonathan Spence）讀到此案時，不禁好奇：這名不幸女子，究竟生活在怎樣的社會環境中？一九七八年成書的《婦人王氏之死》（The Death of Woman Wang）可算是他給自己的答卷。該書文筆優美，風格獨特，把本來枯燥無味的史事娓娓道來，是史景遷的代表作之一。

郯城是山東一處窮鄉僻壤，既沒有什麼風雲人物出現，也沒有什麼歷史大事發生。《婦人王氏之死》一書主要據馮可參編撰的《郯城縣志》和黃六鴻的《福惠全書》寫成。馮黃二人均曾任郯城知縣，對當地狀況知之甚詳，這兩份史料反映了郯城在康熙七至十一年間（公元1668至1672年）的社會面貌。然而，史景遷並未止步於此，他更關注人的命運與遭遇。為了表達當時郯城人複雜的情感、慾望和夢想，他大膽引用《聊齋志異》裏光怪陸離的故事，以虛實交錯的敍事手法，帶領讀者進入這個兵荒馬亂的偏遠之城，探究大歷史下的小人物如何生活。

《婦人王氏之死》以康熙七年郯城一場大地震拉開序幕。近九千人在地震中喪命，郯城知縣馮可參痛斥上天“落井下石”。早在地震發生前，郯城已飽受苦難，從白蓮教起事到清兵屠城，從蝗災、水災到雪災，郯城百姓歷盡憂患，人口由明末逾二十萬劇減至當時六萬左右。田禾顆粒無收，泰半人民餓死，倖存的貧民有的淪為流民，有的落草為寇。康熙九年到任的黃六鴻記述當時的情況：“地方凋瘠，百姓貧苦，原不知有生之樂。” 由於生活迫人，“懸樑自縊，無日不聞，刎頸投河，間時而有”，無論知縣如何勸告、威嚇乃至羞辱，也阻止不了這種慘況。

這就是王氏身處的地方，平民百姓顯得那麼渺小，面對天災人禍、橫賦暴斂、豪強欺壓，他們無力反抗，只能掙扎求存。女性的處境尤為悲慘，有些女嬰甫出生便被溺斃；女孩吃的總比男孩吃的次一等；富人三妻四妾，卻要求婦女從一而終。為鼓勵寡婦守節，《大清律例》規定，寡婦改嫁，其嫁妝和夫家財產盡歸亡夫家人處置。禮教要女子守節，現實中卻不時有寡婦被覬覦家產的亡夫族人強迫改嫁。有婦人以死明志；有婦人剪髮毀面，並自願放棄財產，只求攜幼兒回娘家生活；也有孤兒寡母被夫家親戚謀財害命。書中的王氏雖非寡婦，命途同樣坎坷。王氏家庭背景如何，已無從稽考，僅知她纏足，可見其原本家境尚可，說不定家人在地震中喪生，無依無靠，只好嫁給家徒四壁的任某。也許是憧憬遠方有美好的生活，王氏選擇和情人出走，最終卻逃不過猙獰的命運。

史景遷借鑒《聊齋志異》的故事，運用想像力，為生命即將凋零的王氏編織了一場淒美的夢，使她本來模糊的面目有了輪廓，有了血色：

王氏死了，死在繁華的康熙盛世。史景遷於卷首寫道：“我猜有許多女人像她一樣，就像許多縣跟郯城一樣。”他把王氏比喻為退潮後拾起的一顆微微閃亮的石頭，其色彩和紋理歷久彌新。作者藉着刻劃王氏的命運，“從過去召喚出那些窮人和為人遺忘者的生活”，使讀者得以瞥見大時代的一抹暗影。大浪淘沙，還有許多平凡人的故事淹沒在浩瀚史海中，等着退潮時被人發現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