民國時代，內憂外患接踵而至，黑暗中卻有羣星閃耀，眾多教育家為國儲才，鞠躬盡瘁。當中最具代表意義的人物，是同樣享有“永遠的校長”美譽的蔡元培和梅貽琦。

北京大學前身是京師大學堂，學生多為做官求財而來，無求學之心。一九一六年，蔡元培接任校長，整頓歪風。蔡先生就任時向師生發表演說，提出三個要求：抱定宗旨、砥礪德行、敬愛師友。這三點是他對師生的期望，也是他一生守持的信念。

蔡元培“循思想自由原則，取兼容並包主義”主持校政。這種“思想自由、兼容並包”的精神，從他親聘的教員可見一斑：陳獨秀提倡民主科學，認為馬克思主義是救國唯一出路；辜鴻銘堅守傳統，主張恢復帝制；胡適建議全盤西化，擁抱西方文明。只要有真才實學，不問出身，不計資歷，不論年紀，都可加入北大，自由表達學術主張。在蔡先生領導下，北大百花齊放，成為新文化運動的策源地、思想學術的殿堂。

在那個風雨如晦的年代，蔡元培訓示學生“讀書不忘救國，救國不忘讀書”。蔡先生認為，學生不應閉門造車，但是“在學校裏面，應以求學為最大目的”。學生高昂的愛國熱情令他感動，但他亦告誡學生不要因政治犧牲學業。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，學生遊行抗議，反對政府在喪權辱國的“巴黎和約”上簽字。蔡先生不但沒有遵照教育部的訓令開除參加遊行的學生，還連夜奔走，營救了三十二名被捕學生。蔡先生帶領全校師生在校園迎接獲釋的北大學生，兩天後辭職。

蔡元培以宏大的胸襟、遠大的眼光改革校政，使北大從衙門式的舊學堂，變成真正的學府。後來蔡先生擔任大學院院長，全力支持蕭友梅創辦國立音樂院（現為上海音樂學院），又在西湖邊設立國立藝術院（現為中國美術學院），實踐“以美育代宗教”的理念，填補藝術教育的空白。一九四零年，蔡先生在香港病逝，長眠香港仔華人永遠墳場。

自辛亥革命以來，清華大學長期動蕩不安，二十年內十易校長。一九三一年，清華終於迎來梅貽琦，開啓輝煌年代。梅先生在就任演說中留下一句擲地有聲的名言：“所謂大學者，非謂有大樓之謂也，有大師之謂也。”在他眼中，大學能成為學術殿堂，關鍵在於有學問高深的老師。

平津淪陷後，清華大學、北京大學、南開大學一同南遷，組成臨時大學，不久再西遷昆明，定名為國立西南聯合大學。北大南開校長另有事務，長期不在昆明，日常校務由梅貽琦一力承擔。三大學府校風各異，學生比例不同，難免會有紛爭。梅先生持廉守正，維持各方人事平衡，兼顧三校利益，即使偶有爭執，始終以大局為重。西南聯大雲集陳寅恪、錢穆、華羅庚、陳省身等大師，培育出諾貝爾獎得主、“兩彈一星”元勳，以及百多位兩院院士。戰火中縱然物資極度匱乏，西南聯大仍能欣欣向榮，正好證明梅先生的真知灼見。

梅貽琦正直無私，安貧樂道。每年招生，遇有顯貴上門為子女說項，請予通融錄取，梅先生總是一一婉拒。即使自己的小女兒沒考上，這個剛正的父親也絕不徇私。抗戰中期物價飛漲，梅夫人曾擺地攤、賣糕點以幫補家計；兒子跑警報弄丟眼鏡，亦無餘錢另配；家中留客吃飯，要典當衣物才有錢加菜。儘管手頭拮据，梅先生仍不斷濟助有困難的師生。梅先生為清華奉獻一生，數十年來生活窘迫，始終不改其志。一九六二年，梅先生在台北病故後，人們發現病床下有一皮包，內有庚子退款基金的帳簿，當中帳目清晰，分毫不爽。梅先生留得清白在人間，在生命最後一刻，念茲在茲者，還是清華。

蔡元培說：“教育者，非為已往，非為現在，而專為將來。”梅貽琦則以游魚為喻，說老師如大魚前導，學生如小魚尾隨。智者之言，放諸今日仍是振聾發聵。兩位校長言傳身教，在破碎山河中延續薪火，猶如綿綿春雨，潤物無聲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