民国时代，内忧外患接踵而至，黑暗中却有群星闪耀，众多教育家为国储才，鞠躬尽瘁。当中最具代表意义的人物，是同样享有“永远的校长”美誉的蔡元培和梅贻琦。

北京大学前身是京师大学堂，学生多为做官求财而来，无求学之心。一九一六年，蔡元培接任校长，整顿歪风。蔡先生就任时向师生发表演说，提出三个要求：抱定宗旨、砥砺德行、敬爱师友。这三点是他对师生的期望，也是他一生守持的信念。

蔡元培“循思想自由原则，取兼容并包主义”主持校政。这种“思想自由、兼容并包”的精神，从他亲聘的教员可见一斑：陈独秀提倡民主科学，认为马克思主义是救国唯一出路；辜鸿铭坚守传统，主张恢复帝制；胡适建议全盘西化，拥抱西方文明。只要有真才实学，不问出身，不计资历，不论年纪，都可加入北大，自由表达学术主张。在蔡先生领导下，北大百花齐放，成为新文化运动的策源地、思想学术的殿堂。

在那个风雨如晦的年代，蔡元培训示学生“读书不忘救国，救国不忘读书”。蔡先生认为，学生不应闭门造车，但是“在学校里面，应以求学为最大目的”。学生高昂的爱国热情令他感动，但他亦告诫学生不要因政治牺牲学业。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，学生游行抗议，反对政府在丧权辱国的“巴黎和约”上签字。蔡先生不但没有遵照教育部的训令开除参加游行的学生，还连夜奔走，营救了三十二名被捕学生。蔡先生带领全校师生在校园迎接获释的北大学生，两天后辞职。

蔡元培以宏大的胸襟、远大的眼光改革校政，使北大从衙门式的旧学堂，变成真正的学府。后来蔡先生担任大学院院长，全力支持萧友梅创办国立音乐院（现为上海音乐学院），又在西湖边设立国立艺术院（现为中国美术学院），实践“以美育代宗教”的理念，填补艺术教育的空白。一九四零年，蔡先生在香港病逝，长眠香港仔华人永远坟场。

自辛亥革命以来，清华大学长期动荡不安，二十年内十易校长。一九三一年，清华终于迎来梅贻琦，开启辉煌年代。梅先生在就任演说中留下一句掷地有声的名言：“所谓大学者，非谓有大楼之谓也，有大师之谓也。”在他眼中，大学能成为学术殿堂，关键在于有学问高深的老师。

平津沦陷后，清华大学、北京大学、南开大学一同南迁，组成临时大学，不久再西迁昆明，定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。北大南开校长另有事务，长期不在昆明，日常校务由梅贻琦一力承担。三大学府校风各异，学生比例不同，难免会有纷争。梅先生持廉守正，维持各方人事平衡，兼顾三校利益，即使偶有争执，始终以大局为重。西南联大云集陈寅恪、钱穆、华罗庚、陈省身等大师，培育出诺贝尔奖得主、“两弹一星”元勋，以及百多位两院院士。战火中纵然物资极度匮乏，西南联大仍能欣欣向荣，正好证明梅先生的真知灼见。

梅贻琦正直无私，安贫乐道。每年招生，遇有显贵上门为子女说项，请予通融录取，梅先生总是一一婉拒。即使自己的小女儿没考上，这个刚正的父亲也绝不徇私。抗战中期物价飞涨，梅夫人曾摆地摊、卖糕点以帮补家计；儿子跑警报弄丢眼镜，亦无余钱另配；家中留客吃饭，要典当衣物才有钱加菜。尽管手头拮据，梅先生仍不断济助有困难的师生。梅先生为清华奉献一生，数十年来生活窘迫，始终不改其志。一九六二年，梅先生在台北病故后，人们发现病床下有一皮包，内有庚子退款基金的账簿，当中账目清晰，分毫不爽。梅先生留得清白在人间，在生命最后一刻，念兹在兹者，还是清华。

蔡元培说：“教育者，非为已往，非为现在，而专为将来。”梅贻琦则以游鱼为喻，说老师如大鱼前导，学生如小鱼尾随。智者之言，放诸今日仍是振聋发聩。两位校长言传身教，在破碎山河中延续薪火，犹如绵绵春雨，润物无声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