近年，一種有數百年歷史的神秘文字悄然走進了我們的日常生活。有人把這種文字設計成電腦字體，為古字注入生命力；有人巧妙地把它融入服裝設計，在國際時裝周的舞台上大放異彩；有人甚至把它紋在身上，彰顯女性力量。這種充滿魅力的文字擁有一個獨特的名稱──女書。

女書又稱“女字”，是世上獨一無二的女性文字，一直以“傳女不傳男，母傳女，老傳少”的方式，在湖南江永縣一帶流傳，女子方能讀懂。女書常用字僅數百個，字符呈長菱形，娟秀纖細，只有點、豎、斜、弧四種筆畫，寫在摺扇紙張之上，亦繡在花帶、巾帕等物上。女書一字一音，五言或七言成句，以當地土語吟唱，故又稱“女書歌”。

中國自古“書同文”，以漢字為主要書寫文字，為何還要另造新字？答案很簡單：男尊女卑。

在那個崇尚纏足、三步不出閨門的年代，江永的婦女大多沒有機會讀書識字，只能在紡紗織布間消磨青春。即便嫁人，世界依舊逼仄，紡車的咿呀聲、灶台的煙火氣、孩子的哭鬧聲成為她們終身的囹圄。她們無法學習漢字，於是便創造自己的文字。博學的男子稱為“君子”，精通女書的女子便稱為“君子女”。君子女胡慈珠的《女書之歌》道盡箇中辛酸：“新華女子讀女書，不為當官不為名。只為女人受盡苦，要憑女書訴苦情。”舊時女性有太多的悲苦要傾訴：所嫁非人的哀怨、婆家欺凌的酸楚、守寡無子的淒涼⋯⋯這些苦難對婦女來說絕不陌生，但唯獨在江永這個荒僻之地，女子化身倉頡造字，以隱秘而獨特的密碼互相溝通，互相扶持。

江永一帶的年輕姑娘常義結金蘭，其中同年出生、性情投契的更會結為“老同”。雙方家庭為隆重其事，不但特意修書，還會舉行結拜儀式，兩人結下盟誓，一生不離不棄。當地女子以女書在手帕、信箋、摺扇上寫下私密之語，與姊妹或老同互訴衷腸。每逢四月初八鬥牛節、六月六日吹涼節，村裏的姑娘都會聚在一起，讀紙、讀扇、習女書、做針線活，你一言，我一語，道出自己的淒楚，聆聽他人的愁苦，給予彼此慰藉和力量。凡有婚嫁，好姊妹都會在新娘婚後第三天，帶着專為新娘而寫的三朝書往婆家，交給女眷在眾人面前唱讀。執筆者用女書記下昔日情誼，道出不捨，當中還有規勸之辭、慶賀之語，亦順道一吐苦水。

到了晚年，婦女用纖巧的女書寫自傳，把一輩子的甜酸苦辣，盡寄字裏行間，當一回自己故事的主角。然而，當地有“人死書焚”的習俗，女書自傳大多成為殉葬品，不是長埋地下，就是燒成灰燼，以致存世作品寥寥無幾。

女書不僅是女性之間情感交流的重要工具，還是祭祀神靈必備的書寫和吟詠媒介。每年五月，江永的婦女把願望寫在紙上扇上，帶往花山廟祭祀姑婆神。儀式完成後，想學女書的姑娘可取一份禱文回家摹寫學習，來年祭拜時連同自己新寫的祭文一併帶回廟中。滿載人間所求所願的廟宇，漸成傳授女書的知識殿堂。

時代進步了，女性也能接受正規教育，漢字不再是男性專用的“男書”，女書難免沒落。直到上世紀八十年代，這種古字在瀕臨失傳之際，終於走出偏僻山鄉，進入國人視野。二零零四年，最後一位在傳統生活環境自然習得女書的傳人陽煥宜去世，但女書並未就此沉寂。女書不但在二零零六年榮列國家首批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，更成為文藝創作的靈感源泉。除了鄺麗莎的小說《雪花與秘扇》和由李冰冰、全智賢擔綱演出的同名電影外，國際著名作曲家譚盾的交響詩《女書》，以及獲提名奧斯卡最佳紀錄長片的《密語者》，都以江永女書為主題。

女書宛如從塵埃中綻放的嬌花，在困厄中茁長，象徵着女子的情誼、才華與覺醒。那如劍如柳的一筆一畫勾勒出一個時代的悲喜，亦訴說着女性如何自強自立，最終成為自己的主人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