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 流芳頌》的主角渡邊勘治，是一名在地區民政辦公廳工作了三十年的行政組長。他的工作三十年如一日，作息定時，上班等放飯，飯後等下班。與其他單位一樣，民政辦公廳的處事方針，是盡量把工作轉介，務求推脫，少做少錯，保障自己。一天，區內一羣婦女登門，要求把曾經敷設明渠的一小幅棄置用地改建成公園，以便為小孩提供更多遊樂設施，並促請政府處理該處污水積聚所造成的惡臭和蚊患問題。她們由渡邊的民政辦公廳開始，不斷被各單位轉介到別處查詢，走訪了十多個單位後，還是回到渡邊的辦公廳。儘管最後勉強獲立案處理，但個案還有待書面轉介，意味着須再上呈各單位。
故事主要講述渡邊有一天發現自己患上末期胃癌，壽命只剩下75天。這噩耗令他醒覺，自己其實一輩子從沒真正活過，也不知怎樣生活。於是他申請放取長病假，提取一大筆現金，以好好過活。在友人提點下，他展開一般人所嚮往的假期生活：吃喝玩樂，無憂無慮。可是那所謂的生活享受，並沒有給他活着的感覺。重複的吃喝玩樂，只令他更空虛、更迷惘。一天，他終於醒悟，明白到好好生活其實並不代表要放棄工作或盡情消費享樂。生活和生命的價值，在於為自己、為別人成就一些好事。於是他馬上回到辦公廳，重新審理建設公園的個案，並着手統籌推展，希望有生之年，能為市民把公園建成。
最後，公園建成了。即使副市長在開幕禮上致辭時，完全沒有提及渡邊，市民也認為興建公園是他促成的，因此心存感激。渡邊終於真正感受到生活和存在的意義。就在當晚，天下着雪，他獨個兒在那公園裏，一邊哼着歌，一邊輕輕盪着鞦韆，悠然自得，含笑離世。
故事發展到這一幕，只是電影的一半，餘下的用於描述渡邊的同僚在喪禮上，邊喝酒邊議論着，渡邊既不懂工務工程建設，也不懂渠務、水務、市區衞生和康樂設施，他究竟為推展公園建設做了些什麼？接着，同僚以倒敍方式憶述渡邊多個工作片段，發現原來渡邊逐一拜訪了各單位尋求支持。經過不斷嘗試、挫敗和再嘗試，最後贏得跨部門合作，公園項目才能上馬。工程展開後，他還不時冒着風雨，到地盤視察，直至工程完成。
現今社會重視工作與生活平衡。這可不是像工廠工人那樣準時打鐘下班或把時間平均分配就行，當中牽涉時間管理，而時間管理的重點，並不是如何發掘更多時間。Steven Covey在24年前出版的First Things First大概說過，時間管理是指編好處理事情的優先次序(priority setting)，而優先次序須在釐清事情價值(values clarification)後才能確定。因此，能否平衡工作與生活，關鍵在於是否懂得在工作和生活中創造價值(value creation)，平衡有價值的生活和工作才具意義。渡邊的問題正是，無論在工作還是生活中，都喪失了創造價值的能力。雖然他不用工作，全日24小時「享受生活」，但並沒有找到價值。
法國導演Louis Malle的作品My Dinner with Andre(1981)提到，大部分身處現代自由經濟社會的人其實都不自由，只像機械人般，按一些既定社會價值、程序和方式，一起過着相同的刻板生活。舉例而言，我們都在公餘花不少時間瀏覽臉書、欣賞中港台日韓的娛樂節目、看看名人或親友到過哪裏、吃過什麼、買了什麼東西。互聯網把世界各地連繫起來。今天人人都在手機上過日子，這樣的世界到底是比從前大了還是更小？通過臉書生活所創造的，又是怎麼樣的生活價值？大家有沒有想過怎樣行使生活的自由？怎樣在生活和工作中，為自己或別人成就一些好事？
我們在討論怎樣平衡工作與生活時，往往會產生謬誤，把生活和工作視為對立甚至互相矛盾的兩回事。如果我們把工作視為勞動人口在工業生產中，以時間和勞力來換取金錢以糊口的一份工(a paid job)，我們說生活和工作是對立甚至互相矛盾的，或許可以成立。這也是渡邊在《流芳頌》一片中，得知患上絕症前所因循的三十年如一日的工作方式。然而，如果我們所創造的，是Peter Drucker所說的知識型工作者(knowledge worker)的事業，那麼，工作可被視為生活的一部分，而且極有可能讓我們為自己和別人成就一些好事，是創造生命價值和體現存在意義的工具。這也是渡邊在生命倒數的數十天內最重大的覺悟。
渡邊負責統籌建設公園，令人聯想到行政工作的一般特點：雖然不用提供專門意見或支援，但卻是每項工作由構思、推展、執行至完成的過程中，不可或缺的一環。行政人員就像人體的結締組織，雖不是器官，但絕不能缺少。這種統籌和執行能力其實也反映行政工作的專業特性。
渡邊的同僚在靈堂內議論他的功勞，渡邊會在乎嗎？成功不必在我。關於是非曲直的爭論沒完沒了，但成就美事的懿行絕不能停止。以上是渡邊決心把事情做好的高尚情操，也是行政人員可學習的專業態度。 |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