陳先生在建築署負責草擬和管理合約，工作經常涉及建築項目、合約條款和執行安排。他表示，建築工程牽涉工序繁多，參與者眾，亦往往涉及較高金額，一旦在履約過程中出現分歧，若處理不當，容易令爭議升溫，影響工程進度和合作關係。他擁有超過十年的調解經驗，認為調解技巧對其日常工作甚有幫助，尤其令他在處理合約事宜時，不再只聚焦於條文和責任誰屬，而是更着重理解各方真正關注的重點，嘗試把分歧由對立轉為對話。

他表示，在學習調解後，自己看待爭議的角度有了很大轉變。「以往較容易先從條文和責任角度出發，着重釐清哪一方應承擔甚麼責任；但在學習調解後，更明白到不少所謂的合約爭議，追根究底是溝通上出現落差、情緒反應，甚至是各方對風險和安排的理解不一。」對他來說，調解不只是解決爭拗的工具，更是一套助人重新建立溝通的思維。這種思維讓他在與承建商或其他持份者往來時，懂得先梳理問題核心，理解各方的立場與顧慮，再循序漸進推進討論，為處理分歧創造更大空間。

陳先生坦言，獲列入《粵港澳大灣區調解員名冊(2025年)》既是肯定，也是鞭策，推動他持續深化對內地仲裁、調解及解決商事爭議發展的認識。他近年主動參與內地相關課程和交流，希望更深入掌握大灣區不同城市的制度、語言環境和實務文化，並拓展業界網絡，為日後跨境調解服務貢獻更多。

凌先生與調解的緣分早在中學時代已經開始，當年他參加了一個由非牟利機構舉辦的校園朋輩調解計劃，初次接觸調解的概念。投身社會工作後，他發現無論身處哪個崗位，都有機會應用調解技巧，遂決心修讀綜合調解課程並考取資格，其後再進修家事調解。他現於社會福利署保護家庭及兒童服務課工作，經常接觸涉及管養、監護、探視等安排的家庭個案。他表示：「很多家庭衝突表面上是程序、安排或責任問題，實際上往往夾雜委屈、焦慮與不被理解的感受。若急於講道理或解釋制度，對方反而更難聽得入耳。相反，若先給予足夠空間讓對方表達，再慢慢協助他們整理真正關注的事宜，往往較容易令對話重回正軌。」

他相信，隨着內地與香港往來日益頻繁，涉及婚姻、子女安排及家庭關係的跨境糾紛亦可能增加。香港調解員若能結合本地家事調解經驗與大灣區視野，將有助為當事人提供多一個理性溝通的平台。近年，凌先生亦經常與內地調解相關機構及平台交流，曾有機會在內地參與處理一宗糾紛調解個案，親身體會內地在多元解紛方面的實務操作和推進模式。他表示：「這次經驗讓我更深刻感受到，雖然粵港澳的制度、程序和文化背景各有不同，但若能在尊重差異的基礎上建立互信，調解仍可成為協助當事人化解分歧的重要橋樑。」

對凌先生而言，獲列入《粵港澳大灣區調解員名冊(2025年)》，令他對調解員的角色有更深入的認識。他期望日後繼續深化與內地同業的交流，提升自己對跨境家庭及民商事糾紛的敏感度和應對能力，並在時機成熟時參與更多大灣區調解工作，為有需要人士提供多一個以對話化解分歧的選擇。

林先生在公共屋邨工作多年，經常接觸居民，處理鄰里糾紛、投訴個案及法團相關事務。他多年來身處前線，深明不少衝突往往由小事演變而來，若未能及時疏導，容易令誤解加深，甚至令各方關係持續緊張。他說：「與其單憑經驗見招拆招，不如報讀調解相關課程，希望以更有系統的方法處理糾紛。」

經過進修之後，他在工作中愈來愈體會到調解思維的重要性。他指出：「調解員需要在爭執雙方之間保持中立，協助雙方釐清關注點，促成溝通，令衝突降溫，這種技巧亦正好應用於我的工作之中。」面對投訴或爭議，他學會放下「回應投訴」的慣性，嘗試站在中立位置，先聽清楚各方的想法，再尋找讓事情向前推進的切入點。

林先生獲列入《粵港澳大灣區調解員名冊(2025年)》後，認為自己最大的得着，是進一步擴闊視野。「過往我的工作和服務重心主要在香港本地社區，現在則會更多從區域協作的角度思考調解工作的發展。我曾到澳門與當地物業管理業界交流調解個案心得，並藉此了解當地制度與香港的異同。」林先生認為，香港一向較着重程序、公平和促進式調解，這些經驗在處理跨境個案時，或可成為優勢。他期望憑藉多年在屋邨前線管理所累積的經驗，日後在大灣區的調解工作中派上用場。

劉先生現於入境事務處外籍家庭傭工組工作，日常主要負責接聽外傭簽證相關的電話查詢。每日的來電內容五花八門，有些查詢申請要求，有些追問個案進度，也有關於提交補充文件的問題。他明白，電話另一端的市民大多心急如焚，希望所聘請的外傭能夠順利獲批簽證。他說：「我會以客觀角度聆聽來電者的要求和疑難，在對話中營造和諧而有建設性的氣氛，先緩解對方的情緒，再提供適切的建議和解決方案。」在他看來，要透過一通電話真正幫助到對方，除了提供清晰的資訊外，讓對方感到被聆聽、被理解也同樣重要。當來電者情緒穩定下來，才能靜心聆聽和理解相關資訊，雙方的溝通自然事半功倍。這份耐性和同理心，正是他多年調解訓練沉澱下來的功力。

展望大灣區的發展，劉先生深信公務員同事在調解方面別具優勢。他說：「同事們長年從事公共服務，接觸社會不同階層，對公共政策及司法制度均有一定認識，只要願意投入時間學習，定能較快掌握粵港澳大灣區不同城市的制度和運作模式，理解各地在法規、程序和文化上的異同，在跨境調解的路上發揮所長。」

展望大灣區的發展，劉先生深信公務員同事在調解方面別具優勢。他說：「同事們長年從事公共服務，接觸社會不同階層，對公共政策及司法制度均有一定認識，只要願意投入時間學習，定能較快掌握粵港澳大灣區不同城市的制度和運作模式，理解各地在法規、程序和文化上的異同，在跨境調解的路上發揮所長。」